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信息披露不到位
国际红十字会：已向中国红十字会出具40多页指导文件文件内容包括红十字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早报记者 肖中洁
中国红十字会是否惟一不被国际红十字会认可的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红十字会面临的质疑？国际红十字会是否对这场信任危机做出应对措施？带着这些问题，早报记者专访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东亚地区代表处的传播主管马庆龙（Francis Markus）。
国际红十字会只对中国红十字会宏观监督
东方早报：国际红十字会是否认可中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是否有管理关系？
马庆龙：我不知道“中国红十字会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成员”的说法是哪里来的，这不是事实。中国红十字会不仅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员。“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伊斯兰教国家，因宗教原因被称为“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中最庞大的公益慈善组织，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创立于1864年。其起源是缘于亨利·杜南发现战争的伤员和战俘无人救援，发起了这一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和平时期全球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即国际红十字会）下一共有三大组织：沿袭红会传统的战俘人道协助使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仍活跃在局部战争地区；各自独立的186个国家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体系；以及协调各国红会、组织跨国救援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也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领导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是新中国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并恢复合法席位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至今有107年的历史。
国际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之间是互相独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有事情大家一起合作，国际救助主要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进行。比如，四川地震时，国际红十字会就出面向世界发出呼吁，募捐善款给中国。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之间只在一些宏观问题上有监督作用，在财务等微观问题上不起作用。大部分国家的红十字会每年都会给国际红十字会自己的年报，但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东西，细节是不披露的。
“无权决定中国红十字会运作模式”
东方早报：有人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官方色彩太浓，工作人员是公务员，财政也会给予拨款，与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模式有所不同。中国红十字会是否应该脱去“官袍”，回到民间组织的身份？
马庆龙：事实上，红十字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都与政府关系密切。准确讲，它是人道救助组织。它既要承担一般慈善组织的职能，如扶贫济困、助医助学、救灾救助等，还要承担政府委托或特殊交办的工作，如动员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民间外交等，这些特定的工作职责正是它与一般公益慈善组织的重要区别。各国政府都会向红十字会拨款提供经费支持。但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可能更紧密些。中国应该采用哪种模式，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无论如何得遵照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七项基本原则。
“中国红十字会信息披露不到位”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中国红十字会这次所遭遇的风波？你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马庆龙：中国红十字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做得有不到位的地方，这点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需要和公众之间建立起更有信任度的关系。中国红十字会需要克服这次风波所带来的影响，做出更多努力以取得公众的信任。
我们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有很多海外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提供给了中国红十字会。比如，我们已经（向中国红十字会）出具了40多页的指导文件，其中包括红十字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怎么提高信息系统的有效性，怎么方便红十字会总会对地方和行业分会进行信息管理以及调配。
在红十字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方面，上述指导文件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评估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进行合作，比如合作企业不能生产香烟、武器、毒品等，要有好的形象，具有广泛性和社会责任感；二是关于与企业的协议应该透明化，应该公布哪些信息以证明企业和红十字会在合作上不存在牟利的状况。
“IFRC对每个项目都会披露资金来源”
东方早报：你们在财务透明方面是怎么做的？
马庆龙：我们对每个项目都会出具详细的报告，披露资金的来源和数量，以及资金的使用状况。还会把报告放到网上，供公众免费查询和使用。在审计方面，我们的财务部门有完善的内部审计运作体系，外部审计聘请的也是比较具有信任度的审计单位。
对于IFRC发起的每一项行动，IFRC都要从成员的捐资中按照6.5%～7.5%的比例扣除行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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